这样的人生才是一件最好的艺术品

——由王羲之、陆游、徐渭想到艺术人生

沈　刚

夜，山阴大雪，子猷觉眠，咏左太冲《招隐诗》，忽忆及剡中好友戴逵，兴来等不及了，立马倩小童子划舟上溯剡溪。一夜饥寒交迫，黎明时分，雪止日出，且已到戴安道的家门口，这时子猷挥手发话：“回家！”小童子这就不明白了，想问个究竟，子猷道：“乘兴而来，兴尽而归，回去吧！”这个掌故日后竟然成了魏晋风度的标志性话语——兴致所至。当然，子猷类似的掌故还有很多，如“赁宅种竹”、“人琴俱亡”等等，听了，都十分过瘾。子猷风雅是风雅，但比之他的父亲就小巫了，他父亲竟敢在东厢房当着他未来岳父派来选婿的管家的面坦腹而睡，事情都到了这等程度，居然，时人还送给他一个“东床快婿”的美名，实在眼红死后人。子猷的父亲在公元353年的上巳节，邀集了当时江左最优秀的四十一位俊贤，在会稽山阴的兰亭，搞了一次水边的祭祀活动。大家曲水流觞，劲头很高，得诗三十余篇，准备结集成册，子猷的父亲为此作了一篇序言，这便是美文《兰亭集序》。《兰亭集序》书写的过程中因传达了晋人潇洒通脱的韵致，所以意外的成了中国书史上的稀世珍宝。但说实话，当时文仕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件美事美人美文的副产品而已。子猷的父亲，后人说他矫若惊龙，飘若游云，似乎不象是尘世中的人。人活成那样，文章做成那样，书法亦写成那样，道德文章艺事如此和谐的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真是人中的极品。

时间过去了八百年，绍兴出了个中国诗史上写诗写得最多的诗人。当然，他的诗不只以量取胜，诗质也绝对过硬，他还是中国诗史上活得最长寿的诗人之一。他年轻时，入过剑关，打过大虫，他一介书生，跃地腾起竟达三丈多高，实在令人又羡慕又沮丧；在他更年轻的时候，他身上发生过一桩令人凄恻的爱情故事，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甚至到了他快要离世时，他还常常夜里梦到年轻时的痛心事。但反过来想，要是他像所有的常人那样娶妻生子，平安度日，终老乡里，他也就写不出那么多那么好的诗歌来了。或许，正是那桩悲剧事件成全了他，使他对世事有了更深的认识，也使他情感的神经末梢发展成具有常人远远不及的灵敏性——他爱情的悲剧构筑了他人生的大诗篇，并超越了他所有的诗篇。这样看来，他的悲剧故事反倒成了造化对他的眷顾和厚爱。

时间的河流又流过去几百年，到了明代，绍兴城里依然是人才拥挤不堪。光是哲学这一块，就冒出了王阳明、王畿、刘宗周、王思任、黄宗羲这么多人，其它的领域，人才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人才多则多矣，但，有明一代，绍兴名人中名声之大无有出徐渭徐文长先生之右者。何故？并非仅仅因为徐先生于文哲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事实上，徐先生的盛名却大大得之于他人生经历的坎坷和内心斗争的激烈，徐先生的坎坷经历和内心的苦痛，正是他所处的时代给予他的。大人生大艺术常和大时代联系在一起，是否能将自己的命或明或暗地合于时代的运，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前面说到了王羲之，王羲之的时代是一个历史上的大变数，北方天灾人祸，战乱兵燹，江南却偏安闲逸，宗教又宜于丹药和清谈。时代精神和地理环境一拍即合，合力塑造了它时代的文化品格，王羲之正是他时代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他的身上既有王谢大族的世袭风流，自身又有文才书艺的绝世襟怀，故自己能与时代相互映照，相互发明；其它，他还有整个时代的艺术人生为他作铺垫，他几乎成了他时代金字塔的峰顶。稍后的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为这一时代塑造了一组令后人羡慕不已、心存向往又暗暗模仿的人物群像，他们几乎人人都将人生琢磨得如一件艺术品一样晶莹剔透。所以，我要重复说一句，这样的时代实在不易得，这样的时代里才出大人物大艺术。再如陆游，陆游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变局，北宋亡，南宋始，国势颓靡，人心思变。如果单将陆游的诗拿来说事，难免刻板教条，不够生动；又如果单将陆游的爱情悲剧拿来说事，亦不过是一己私情。现在，时代悲情与个人悲情相加在一块，其尺度和份量就大幅度变厚变重。陆游就不再仅只是一个空洞的被讲滥了的爱国主义诗人，也不再仅只是一个玩小伤小感的闺阁诗人，时代成全了他刚柔并用、家国同伤的诗路，更成全了他作为一个活生生既有才情又有血性的男儿，挺立在一个历史特殊的年代里。现在，我们要来说徐先生了，徐先生的时代不是明变，而是暗变，大的暗变。这个时代，东西方走着十分相似的思想路径，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精神成为时代的主流精神，人的解放成了众重之重；在中国，三教重新洗盘重新组合，而宋明理学也发展到了其最成熟的阶段，一个重良知同时又尊重人的欲望的平民时代在资本和城市的推动下已然建立起来，人欲、压抑、释放、追新逐奇成为这一时代几个最显眼的关键词。这个时代里，徐先生才真的出来了，一介布衣，场屋失利，寄人篱下，又聪明绝顶，身怀绝技，于是，只好借艺事来浇胸中的块垒，只好借扭曲的做派来发泄对人世的不满。这样一扭曲一发泄，反倒将名士气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绍兴向来多名士重名士，就这样，徐先生便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但，名士亦不易当，玩得不好或玩过了头，全露馅儿，名士需有人品作担待；如果人品不怎么样，诗文的功夫得靠硬；如果人品诗文都不怎么样，总需有那么一样特别精彩的技艺作后盾吧。如果只会做派，没有实货，最终还是让人看穿。“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据说，每次赴朋友的酒会，身边总带着一把铲子，并放出话来，喝死了，就地将他埋了，洒脱是洒脱，可觉得玩得夸张了一点，所以，就成了别人茶饭时的笑柄。其实，刘伶也有一样技艺十分了得，他的琵琶始终保持着当时全国的前三名。所以，自知不如刘伶，千万别玩名士派头，否则，结果一定很丢人。套用一句用滥了的名言，明代，这个时代对徐先生来说，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但如果抛开个人得失，徐先生真是来对了时机，徐先生是这个平民时代里的平民英雄。好就好在徐先生一辈子没有得到过功名，至死是一介平民，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始终是平民的一生。他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是时代选中了他的身份、经历、才情和他身上所具有的平民社会里最富代表性的等等重要因素。所以说，徐先生来对了时候，走对了路，这个时代就是这么一条路。明季舞台让徐先生好好表演了一把，也让徐先生好好表达了一把，徐先生几乎成了绍兴分区舞台上戏份最多的一个，成全徐先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他的戏剧化人生。

“孟浩然的诗只是他人生的渣，他的人生才是最大的艺术品。”闻一多如此品评孟浩然的诗和人生时，是大有惺惺相惜的共鸣和自剖在里头的。艺术有高下之别，大小之分。人生这件艺术品，之所以被认为是最大最好的艺术品，是因为世间没有一件艺术品如人生一样需用人的一辈子的总和去雕琢它去呵护它，万一稍有不慎，便会留下瑕疵，更多人还会遇上江郎才尽的麻烦。艺术人生不知要比艺术家创作出来的某件艺术品大多少倍，难多少倍！艺术家创作出来的某件艺术品，不过是他人生厚积而稍稍溢出的那一部分，当然，这还需有一个前提，这样的艺术家必然是一个大艺术家，大艺术家才信手拈来，举重若轻。而那些举轻若重，苦心经营的艺术品都不可能是大艺术家的作品。大艺术家经营人生重于经营作品。以上谈及的三个人物都可为此作证。

最后，需说明一下，本文是受了我的一个朋友之嘱，为他们开发的一枚铜章写的一点文字。我看了铜章，很精美，还将绍兴的三个人物圈在了里面。无疑对宣传绍兴的历史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如何写？有点难。我想了一下，这样三个不同时代，不同命运，不同精神风貌，不同艺术创造的人物为何可以被圈在一起？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我的答案是：他们都长时间生活在同一地方——或曰会稽或曰绍兴，他们或是此地的种，或终老此地，他们都象一个真正的人一样生活过，他们都创造过，创造了优秀的艺术品，同时又创造了令人羡慕的艺术人生。他们活得丰富，活得有故事，他们留下了别人少有的东西。但，说实在，这样的人生不是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打造得出来的，这样的人生是个人和时代合力打造的结果！罗罗嗦嗦写了这么多，不知是否可以交帐，交不了帐，也不写下去了！

                                                                                                    二OO九年五月一日

作者系绍兴文理学院副教授，著名的越文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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