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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化弥勒信仰中心地位漫谈 |
 浙江杭州飞来峰石窟射旭洞弥勒像（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 陈志安拍摄） 奉化之所以成为弥勒信仰中心，是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宗教演变、地域环境，以及布袋和尚本人素质等诸多因素所促成的。
雪窦寺和岳林寺是奉化两大佛教名刹，唐、五代之际，奉化出了一位高僧契此，号“长汀子”，曾在此两寺讲经弘法，以其常携布袋行走，故世称布袋和尚。故人们将他称为弥勒菩萨化身，到处图其形象，代替印度天冠弥勒，成为布袋弥勒，岳林寺、雪窦寺作为“弥勒应迹胜地”，被定为弥勒道场，从而奠定了奉化弥勒信仰中心的地位。
奉化之所以成为弥勒信仰中心，是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宗教演变、地域环境，以及布袋和尚本人素质等诸多因素所促成的。
唐朝末年的社会动乱是产生布袋弥勒的历史背景。自“安史之乱”以后，唐由盛转衰，到晚唐僖宗年间，已经失去控制能力，最后分裂为“五代十国”。烽烟四起，社会动荡，人心不安，人们都想找一个躲避战祸、安身立命之地，因此，寺院成为向往的理想之处，出家成为许多人的人生归宿。契此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削发为僧的。
奉化的地域环境和佛教氛围是产生布袋弥勒的深厚土壤。奉化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建县。奉化之名，有人解释：“以其民淳，易于遵奉王化，故名。”“王化”者，名为王室的教化，实质上就是儒家文化的熏陶。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体的儒家文化，与外来的佛教文化相互渗透，支配着古代奉化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儒、佛两种文化的熏陶下，古代的奉化人恪守祖训、乐天知命、乐善好施、和睦相处，形成了融洽和谐的民风，出现像布袋和尚那样集中体现这些精神风貌的代表人物是不足为奇的。唐末到五代时期，新建、扩建寺院有数十座之多正是奉化佛教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也就更有条件产生出类拔萃的高僧，布袋和尚应运而生。
布袋弥勒在奉化这块土地上产生，反过来，他又影响奉化的知名度，影响奉化人的精神状态，影响奉化佛教的发展，并影响全国和许多国家的宗教生活。
宋、元以来，布袋弥勒的故事流向全国，成为戏曲创作的题材。元代作家郑廷玉创作的《布袋和尚忍字记》，明末清初嵇永仁撰写的《痴和尚街头笑布袋》，以及清末奉化进士孙锵创作《锡六环》等杂剧，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布袋弥勒不仅为我国佛教徒所崇拜，而且在日本、朝鲜、东南亚及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也塑像供奉。印度是弥勒的发源地，但随着佛教文化的相互交融，印度人也喜欢上了魅力无穷的布袋弥勒佛像。在日本更以“七福神”之一而受到民间喜爱，称其为知足快乐之神。在岳林寺重建过程中，不断有日本佛教信徒来奉化寻访弥勒道场，敬香礼佛，先后有十余批之多。
作为弥勒信仰中心的奉化，具有完整的道场体系。布袋弥勒出家圆寂的岳林寺，有宋代皇帝赐名的供奉弥勒大佛的“崇宁阁”；布袋弥勒讲经弘法的雪窦寺，有全国独具的“弥勒宝殿”；布袋弥勒筑塔埋骨的中塔院，上塔院、下塔院夹辅，坐落于市区名胜锦屏山。这一系列的布袋弥勒历史遗迹，为佛教信徒参拜弥勒提供了多种理想的场所。
奉化弥勒信仰的中心地位日益受到佛教界和社会知名人士，以及国家宗教局领导的肯定和推崇。上世纪30年代，近代佛学泰斗太虚大师在住持雪窦寺期间，曾经倡议把雪窦山和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并称佛教五大名山。 发布时间：2013-0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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