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铜章”是中国人对其的称谓。这个在我国口口相传中约定俗成的一种艺术品名称，至今在辞书或词典中还没有注释的条目。

   其实，类似大铜章这种双面浮雕图案、硬币状的金属物品，在西方英语叫“medal”（麦特尔），是由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雕刻家皮萨内洛（Pisanello 约1395-1455）于1438年首创而问世的，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英汉大词典》中，“medal”的中文解释为奖牌、奖章、勋章和纪念章，如铸有宗教图案、并由教徒佩带的也称圣牌。其实这种解释都是从它表现出来的功能上给予定位的。透过以上注释，我们不难看出西方人制作“麦特尔”的本意，除了作为一种艺术品外，从文化的层面考察，更是一种“纪念物”。

    据有关资料介绍，“麦特尔”它所传承的是古罗马硬币文化，除制作以压印工艺技术外，这种文化更鲜明的特点，是通过金属货币这个载体，以形象思维、具象形式来表达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一个受人敬重的英雄。它通过完美准确的艺术塑造，以示英雄死后不朽，唤起人们对其的怀念。因此，“麦特尔”以古罗马人这种现实主义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纪念物”属性，是有别于作为我国古代钱币衍生物的“花钱”（也称厌胜钱）文化的。

               最新学术研究：大铜章(浮雕铜牌)文化一说

  

    (名称：美国钱币协会成立125周年纪念大铜章，著名雕塑家、设计雕刻师：马塞尔Jovine，他的设计记忆中为百年存在也许是最显着的古钱币和奖牌，他复制的最有名的硬币和纪念铜牌。)

     在我国“花钱”一般则是作为一种“信物”，它传承的是中国古钱币文化，其制作以传统的浇铸工艺技术；其艺术主要以“钱文” 形式表现，即以文字书法的工拙优劣为评价标准，以书和体的变化或变形博得喜爱；既便用“钱图”的形式表现，也是采用抽象思维，写意手法，往往表现为一种“图腾”，传递的是“祈福”、“避邪”、或“奉承吉语”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研究时还发现，在西方“麦特尔”上都有设计雕刻者的名款及制造年款，而在我国的“花钱”上是没有这一内容的。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艺术方式或格式内容上的不同，其实质还是东西方文化差异所致。据说这与我国几千年来所崇尚文人文化有关。在我国古代，除了在书画上我们能见到落款外，其它的雕塑、石刻甚至于建筑等都是不具名的。原因是古代国人把雕塑、石刻者都视为“匠”，是劳力者，没有社会地位，哪能出人头地呢？文化没有优劣，但不同“源”的文化是有差异的。就象中国的水墨画与西方的油画、中医与西医，文化不同，形式或内容就不同。“麦特尔”与“花钱”也一样。

    我们说大铜章就是西方人称谓的“麦特尔”，除了因为大铜章具有“麦特尔”的功能外，更多的是从文化的层面上作思考。我们不仿从世人、特别是圈内人士认定皮萨内洛为“麦特尔”的创始人作考量，同时将国人始称其为“大铜章”的那第一枚章与它作比较，看看两者在文化上有何相似之处，想必我们就能揣摹出大铜章文化的基本内涵。

    平心而论，在1438年文艺复兴时期，皮萨内洛应邀为拜占廷皇帝约翰八世刻制第一枚“麦特尔”之前，这种硬币状的金属牌已经存世（1435年意大利建筑师、雕塑家阿尔贝蒂就曾为自己设计制作了一枚自画像章）。那么，最终为何将“麦特尔创始人”这一殊荣誉给皮萨内洛呢？就连五百年后的1937年，在法国成立的“国际‘麦特尔’联合会”（FIDEM）组织也予以认同。就是我国出版的《英汉大词典》中，对其也有评功论说。笔者以为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在外观上。首创的这枚“麦特尔”，它传承着西方流通硬币的形态。但皮萨内洛不固守这种形式，而是根据对象特质创意出了“掌上”浮雕艺术这种新形式；应用双面浮雕图案纹饰，使物体平面空间得到充分利用；为达到物体形态的外在美感，在规格、器形和手感等诸多方面都有设计思考，使这种形态的浮雕艺术作品，方便携带、方便观赏、方便馈赠、方便收藏，甚至也方便轻抚“把玩”。另外，他使用一般铜质材料，显示“平民”路线，大众的艺术品。这种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艺术形式，使其完全能自立于浮雕艺术之林。值得一提的是皮萨内洛这一切的创作灵感又都源于古罗马的肖像硬币，体现了“文艺复兴”是主张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艺术”这一思想实质，自然也就博得同时代人们的赞同。

    二是在内容上。首创的这枚“麦特尔”，它突出主题内容，凸现作为“纪念物”的属性和艺术特点。在正背两个面上，做到主题统一，前后呼应，形成整体。如正面刻画了作为主人翁约翰八世的侧面胸像，背面就以其此次出访佛罗伦萨使命这一主题为构图内容；在人物外表及神态的刻画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可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肖像浮雕的“范本”。总之，对内容的刻画做到了形象生动、内涵深邃、史实真切。特别是作为“麦特尔创始人”的皮萨内洛又大胆创意，在章面上设计并刻制了主题铭文、作者署名落款。这一不凡举措，既体现对艺术家劳动本身的认可；也体现了一种信息的传递和告知；更是对他人知情权的尊重。这与皮萨内洛所处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一致的，博得人们的赞同也就自然而然的。

最新学术研究：大铜章(浮雕铜牌)文化一说

 
 

    (铸造：意大利  设计师：皮萨内洛 雕刻师：？材质：青铜  直径：103mm  发行年代：1438年 图案正面为皇帝约翰八世(收藏：法国巴黎图书馆)。据查世界上第一枚大铜章！)

    三是在制作上。首创的这枚“麦特尔”，采用西方传统锻打压印工艺技术制作，就是利用外力将印模上的浮雕图案直接压印到金属坯饼上(当时是用人工锤打印模)。虽说它是属于一种先进的工艺技术，代表先进生产力。但在当时，要压印双面浮雕金属纹饰，也是一项重大挑战。更何况皮萨内洛用这种工艺和技术制造出第一枚大规格的双面浮雕纹饰铜章（直径10.3厘米）,体现了他勇于创新的思想，这又与当时文艺复兴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实质相吻合。同时也体现了皮萨内洛对艺术不懈追求的精神，试图利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使作品做到精致、细腻、光亮和规范，以充分表达浮雕在金属上所应呈现的美感。这样的作品被人们赞同也是理所当然的。

最新学术研究：大铜章(浮雕铜牌)文化一说  

 
 

   (名称：1997年第十二届国际钱币学大会纪念大铜章  铸造：德国  直径：60mm  材质：铜  设计雕刻师：维尔弗里德，图案正面为西方最早的铸币，是先把烧热的金属块放在铁砧上，然后将印模放在其上，用锤子敲打印模，印模是凹状的，可避免金属的滚动，铸成的钱币是凸面的。)  

    以上这些，看来都十分平常，但从创立一种新的艺术门类，它的设计理念、艺术形式、工艺技术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这既是有别于其它艺术形式而独立存在的支撑点，又是属于自己独有的一种文化的基础。皮萨内洛首创的“麦特尔”做到了。这或许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带给人类的一项艺术成果，也是皮萨内洛以他的才华，在这更大的自由创作的空间里将其“文化”的结果。

    从“麦特尔”问世后五百多年来，它一直以一种特有的纪念文化和艺术形式，在西方广为流传，既被视为纪念的物品，也被作为炫耀功绩、象征身份而随身佩带的饰品，甚至于也成为一些国家对外宣传和交往的礼品。特别是当1851年首届世博会和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用这种形式制成了奖牌，使之顿时成了荣誉的象征。于是在西方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知晓度不断提升。爱好者、收藏者纷至沓来，寻觅着自己喜好的类别收集藏纳。西方的一些博物馆、图书馆也把“麦特尔”作为一项不可多得的藏品（首创的那枚“麦特尔”现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因此只要留个心，我们在参观西方一些博物馆时，定能见到“麦特尔”的身影。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两次感动世界的盛会，也进一步确立了“麦特尔”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举全国之力，集智慧之能，用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表现方式——“金玉结缘”制成的北京奥运会奖牌，使世界震惊、国人自豪。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既圆了中国人百年的世博梦想，也助推了国人收藏历届世博会奖牌的热情。

    到此，可能有人会问：上述谈及的都是“麦特尔”文化，与笔者所说的大铜章文化有何关联呢？大铜章就是“麦特尔”的依据，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

    一是从大铜章在我国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它是对“麦特尔”的复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上海造币厂也能对外进行交流和互访。在一次接待日本造币代表团时，日方赠给上币厂的一枚“麦特尔”，使上币人眼前一亮，顿时被“异国风情”的礼品所惊叹，事后便进行了模仿试制。试制的“大铜章”不仅在规格、材质和上色工艺上进行仿效，就连其中一个面的构图意境也十分类同，所不同的只是将大阪造币局全景“航拍”图纹，改为“上海造币厂全景俯视”图纹。另一个面才用了中国元素，四周采用我国古代布币和浪花图案，中间是“中国印”——中国造币公司，才算有了点“中国造”的味道，但仿制“麦特尔”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试制后没有投入生产，但在回访日本时，也作为礼品回赠给了对方。于是我们说“大铜章”文化“舶来”有了事实依据。

 
 

    (大铜章直径55毫米，黄铜质。正面以印章式样的中国造币公司文字为主图，四周环有平首尖足布及仿古饰纹，背面图案是上海造币厂办公大楼正面的俯视图，并有文字“上海造币厂”及英文缩定“S.M”。该枚大铜章正面图案由路盛章先生设计雕刻，背面图案为已故高级工艺美术师骆行沙先生之大作。由于该章仅铸造了10余枚，大多作为出国礼品及赠送给来访的各国代表团，国内留存数不超过3枚。)

    二是从大铜章设计理念、雕塑语言、艺术格式和制作工艺技术上来看，它与“麦特尔”一脉相承。1979年，也是上币厂试制大铜章的同一年，第一次承接了制作千枚“香港东南纺织公司三十周年纪念”大铜章的定单。因生怕有个闪失，影响上币厂的形象，于是就邀请留法并旅居法国的我国著名雕塑家张充仁进行设计雕刻，因此，他设计雕刻的这枚“大铜章”几何是“麦特尔”的翻版。在设计理念上“纪念物”属性的体现不言而喻；雕塑语言和艺术形式的把握上驾轻就熟，建筑的透视感、纺织原料——棉花的真实感，实足的西洋风格。规格、形态也符合“掌上”浮雕艺术传统的设计样式，就连国人神经敏感的在雕刻作品上署名落款这一细节也没放过，“充仁”二字清晰可见。不过，只是在制造工序流转的过程中，上币人口口相传地叫响了“大铜章”，而不是别的。1992年5月30日的《上海造币报》“钱币角”栏目中，也第一次正式出现了“大铜章”这个词。1997年上币厂编著并出版的《中国当代大铜章》一书，更是对外正式叫响了“大铜章”这个名称。“大铜章”与“麦特尔”可谓同“源”不同名，于是我们说“大铜章”传承“麦特尔”文化便有了实物依据。

  

    香港东南纺织公司成立30周年大铜章，正面图案为东南纺织公司大楼，背面图案是企业徽标与棉花等，大铜章直径60毫米，材质是黄铜，发行1979年。特邀著名雕塑家张充仁先生设计雕刻，上海造币厂罗永辉先生协助配合雕刻企业徽标与棉花和王振峰先生协助配合雕刻东香港南纺织公司大楼。)

    三是从我国出版的大铜章双语书籍中英文译名来看，“大铜章”与 “麦特尔”只是东西方不同的称谓而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纪念币》一书中，把“大铜章”的英文译成为“medal”或“medallion”（意思一样，规格大小不同而已）。它为“大铜章”与“麦特尔”进行中英文互译开了先河。于是我们说“大铜章”对外交流就有了专门的英文译名依据。

    综上原因，是笔者一直将“麦特尔”直呼其为“大铜章”的理由。有人对于上述的分析有认同感，但说到大铜章是“舶来”的就有点伤感。其实，思维扩展一点，我们的国球——乒乓球，不也是“舶来”的，但体育人对其十分包容，一切只为与国际接轨，而且常胜不衰，值得国人敬佩和学习。

    国家艺术应多元，多元文化才精彩。三十年前，上币厂“引进”了西方“麦特尔”这种文化和艺术形式，并制造出新中国第一枚大铜章；三十年后，上币厂又为国家承接制作了新颖独创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这可能是一种巧合，但它却见证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对一种外来文化的吸纳、包容和创新。后世博的上海要打造国际文化大都市，那就更应该给力。

    三十年，大铜章在中国的历史是短暂的，大铜章作为一种文化，对其的认识是浮浅的。大铜章与其它文化一样，需要有一个思想注入、物质积累和历史沉淀的过程，需要有一个传承、弘扬和发展的过程。只要国人不自悲、不自大、不坐井、不闭门，挖掘华夏文化宝藏，融入时代气息灵魂，接轨国际传承创新，铸就大铜章文化新天地是可期待的。这也是笔者写此拙文的本意。

来源：上海市收藏协会成立25周年《论文集》

作者：上海市收藏协会理事副秘书长：国内著名大铜章收藏家潘耀忠(执笔)、上海市收藏协会理事大铜章专业委员会主任顾贻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