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家驹建立上海南市难民区

  

      淞沪战役爆发后，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已在考虑设立难民区，他认为，上海战争将长期化，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以拯救难民。饶家驹以“上海国际会”的名义，起草了英文协议。然后，饶家驹向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勿对难民区进行攻击，得到肯定的答复。

　　1937年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建立的第一天，饶家驹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官员的陪同下对难民区进行视察。这一天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区内的各学校、教堂都被辟为收容所，当天就已收容难民2万余名。此后随着难民的陆续增加，最多时难民区内约有130个收容所，区内难民数超过10万。

　　难民区下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成员包括3个法国人，2个英国人，1个美国人，1个挪威人以及两租界的代表。为便于管理，难民区内又划分为9个区，每区设区长1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饶家驹在难民区内有着极高的威望，他一身兼司法官与行政长官，其一言一行，即为区内人民之法律。一次，有人站在高处分发馒头等食物，几十个饥肠辘辘的难民一拥而上，乱成一团。饶神父推开那些饥饿的手，拍打着难民们的头，“不要抢，安静下来，排队领取！”原本温文尔雅的神父突然大声训斥，但那些被打的难民都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外国人，丝毫不动怒。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是来帮助自己的。饶家驹喜欢和难民在一起，他经常搀着儿童的手，抚摸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饶神父和大家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幸而举枪的日本兵最后没有扣动扳机。

　　饶家驹每天坐一辆黄包车，从吕班路到老北门或新开河，出法租界铁门，到南市难民区办公，黄昏才回到租界寓所，或到洋泾浜天主堂休息。他是日日工作，天天到“区”，运筹帷幄，事必躬亲，巡视考察，不遑宁处。饶家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区内的一切，都必须审慎处理，偶尔大意，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其他如给养问题，更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为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他常常亲自出马，进行募捐。1937年12月1日饶家驹到静安寺路的美国妇女俱乐部演讲，呼吁大家踊跃捐输、共襄善举。1938年5月，饶家驹飞赴美国、加拿大，为难民募捐。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向饶家驹承诺价值7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美国将本该处理的小麦运到中国，慷慨地交给饶家驹支配。饶家驹还在美国发起了“一碗饭运动”，加上美国政府的援助，饶家驹此行大约募集到100万美元。这巨款全部被饶家驹用于南市难民区的难民救助。

　　中共地下组织参与难民救助并积极动员难民投奔新四军。为此，饶家驹负责办通行证，使难民船顺利经过日军封锁线，到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当他黯然告别相处了26年的中国老百姓后，南市难民区因缺乏主持人，很快就不复存在了。7月3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已于6月30日停止活动。至此南市难民区不复存在。

　　在难民区存在的963天里，饶家驹成为仁慈的第三方的代表、道义的代表，同时也是中日交战双方的监督力量，赢得了难民的赞誉。1940年4月29日，这一天也是饶神父的生日，南市难胞自发举行庆典，一见他经过，沿途高呼“活佛”，饶氏也为之热泪盈眶。

　　饶家驹虽然离开了上海，但难胞们没有忘记这位保护救济他们的法国神父。

　　他们预备为饶氏铸造一座铜像，以资永远纪念。一个星期六的上午，难胞们一人手持一砖，先举行了一个庄严的铜像奠基典礼。他们又想把城内的方浜路改为饶家路，方浜桥改为饶家桥，以志去思。饶家驹取道香港返法后，上海难民仍期盼他能重返上海。他曾表示自己此次只是暂返欧洲，不久还会回来。但事实上，饶家驹此次却是一去未能复返了。